从社会视角认识及反思班组建设

我国企业班组建设之“形而上者谓之道”

如果“文化”是从时间上理解人类生命自觉活动，“社会”则是从空间上理解人类生命自觉活动。汉语“社”原指祭地神之所，后也引申“社”为志同道合者集会之所。“会”为聚集之意，两字合用始见于宋代《二程全书》，有“乡民为社会”之语。日本学者将英文“society”一词译为汉字“社会”，近代中国学者袭用此词，因与“社”字引申义亦相通。

反思班组建设

社会就是人类由个体构建成的群体，占据一定空间共同生活，通过相互交往形成相互关系，构成各自独特的人文环境呈现出社会现象，其社会现象的动态平衡由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交互形成机制维持。

从社会视角提出问题：班组是由工人构成的群体，班组建设及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以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为时间节点，已经41岁的马恒昌及以马恒昌为代表的中国工人，为什么没有在该时间节点之前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班组建设及活动？为什么马恒昌小组在1951年1月17日，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班组发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迅速得到全国18000多个班组、300多万职工的热烈响应，诞生一系列先进班组，中国工运史称“马恒昌小组运动”，从而使班组建设及活动延续60多年直至现在？为什么参与班组建设及活动的中国工人当初绝大部分都是“自愿接受”，发展至今却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目前很多工人存在“非自愿接受”状态？总之，如何解释班组建设及活动这一社会现象，以及所赖以发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环境？

从社会视角认识问题：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生下来就进入社会关系结构中，除具有事实的“生理存在”，还具有价值的“身份存在”。“身份存在”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具体体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社会地位，二是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是身份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社会角色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人的行为期待。也就是说，人占有社会地位，却又随身份的地位变化而扮演相适应的社会角色——班组建设及活动这一社会现象的诞生，就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身份在其新的社会环境中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升到“主人翁”地位的结果。

1950年4月18日，当时的《东北日报》曾刊载著名记者顾雷采访马恒昌的文章，马恒昌说道：“沈阳解放了，共产党来了，这时看到、听到许多新鲜事，特别是‘今天工人当家了，工人是主人了’，听了之后老不往心里去。20多年了，过去都不把工人当人看，这回还能变多少？！自己心里想‘品品’味道再说！后来一看样子真变了，厂长和许多干部穿的衣服、吃的饭、住的也不比工人好多少，一早就爬起来和工人一块上班，说话和气，不懂的事还向工人领教。一次我跑到厂长宿舍一看：厂长的孩子穿的也不比工人的孩子强哪去，住的一间小屋，一个小煤炉子直冒烟。把这个事和过去一比，我就想：难道他们不懂得享福吗？为这个我曾问过祝普庆：‘你看共产党是为谁干的？’他说：‘我看是为大伙。’咱两个人想的正对劲，二月间，看我老实让我当了班长，思想更通了。在过去我这样的人还能当班长？打那以后便又和老祝、老徐（景荣）合计：这才真正翻身了，咱们都有两个手，好好干！”

社会职业通常是人们的首要社会身份，也相应决定人的社会地位，随着“主人翁”地位的价值认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确立，马恒昌及他的工友在进行着新角色的社会化过程——内化自己所具有的特定身份及对职业行为的重新期待，由此诞生了班组建设及活动并进行着“自由劳动”。

从社会视角反思问题: 发展至今的班组建设及活动，很遗憾没有形成参与者“劳动占有更好”与“劳动奉献更多”之间的社会化良性循环，而是呈现参与者“非自愿接受”的社会状态，为什么？

“非自愿接受”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人具有自由意志，尽管我们的人格主要是由社会塑造，但是人并非是由社会通过社会化操纵的木偶，同一个社会环境人对它的认知及态度是有差异性的，社会化的单向控制只能使人的自由意志暂时屈从，但是消除不了人的自由意志，理想的社会化过程及形式都需要人的“自愿性”合作才能顺利实现。

马恒昌从他中国工人的社会本质、本能及直觉，非常敏锐地关注到这一社会问题。

他们小组1951年1月17日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班组发出的劳动竞赛倡议，具体提出五条竞赛内容：

（1）团结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学习，改进操作方法，保证产品合乎规格，质量保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且要提前完成任务；

（2）遵守劳动纪律，坚守工作岗位，保证春节前后出勤率不降低，第一季度出勤率达到99%；

（3）师傅保证把所有徒工的技术，提高到一般技工水平的60%，徒工保证爱护机器，整理工具，不影响师傅到点开车生产；

（4）加强四防工作，保证全组机器、人员安全，爱护公物，克服浪费；

（5）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1951年1月30日，当记者问马恒昌“您对于你们小组，向全国提出挑战的五个竞赛条件有什么补充意见”时，马恒昌认为这5个条件都是正确的，适合当前需要。但他又补充了两点意见：

马恒昌小组是一个工会小组。它的任务主要是在于把生产搞好，同时也要把职工的生活搞好，这样才够一个模范工会小组的标准。在我们的竞赛条件中没有提到生活，这是一个缺点。因此我提出一项补充条件,‘关心工人生活，及时了解工人群众的困难，帮助解决这些困难’。有了这一项，不但可以通过竞赛来巩固我们工会的基层组织，而且使得其他竞赛条件能够更顺利实现。

我们小组提出的竞赛条件第一项是‘团结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学习……’，我认为这项条件应该把职员加进去……我们必须团结技术人员和职员参加竞赛。”

修改后的竞赛条件向全国正式公布增至7条：

（6）发扬工人阶级友爱和集体主义的精神，做好互助工作，解决个别实际生活困难，协助工会做好家属工作，组织工友家属搞副业生产，发动职工积极参加合作社，争取享受物质配售待遇；

（7）积极主动团结职员，向职员学习文化，共同搞好车间管理。

以上事例说明，马恒昌及他的工友认为班组建设及活动产生的社会效能——应该是社会给予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劳动占有“越来越好”，工人从“主人翁地位”的劳动奉献应该是“越来越多”，形成“自由劳动”的社会效能良性循环。

然而，60多年来的中国企业班组建设及活动，走上了一条“绝对化”“形式化”与“功利化”的道路，经常要求普通参与者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或者放弃个人利益，并作为一种理想或者理由要求普通参与者接受，其结果是使这项正常的社会活动及安排很难持续发展。

目前更值得反思：与马恒昌时代的社会环境相比，当今社会环境“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体性（主人翁）地位边缘化，从“自由劳动”的价值认知又回归到“雇佣劳动”的价值认知上来。

解决之道：劳动是人的需要，不仅是自我生存的需要，更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产生两种价值认知即“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资本”如果在企业中支配、甚至奴役“劳动”，只能使劳动者产生“雇佣劳动”价值认知——“劳动异化”，其结果只有“被动效率”，而不会有“主动效率”，更谈不上“创造效率”。“劳动”本质上与“资本”在企业中应该具有同等、甚至超过的价值地位，这是因为“资本”能持续增殖的前提也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体现在增殖过程中人的劳动需要及增殖结果中人的消费需要，否则难以为继。所以，“资本”所有者（民营）与控制者（国营）在企业中应该突出劳动者的主体性（主人翁）地位，构成劳动者“自由劳动”的基础，形成参与班组建设及活动是劳动者社会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