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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制度视角认识及反思班组建设

来源/作者:网络(如侵权,联系删除)     发布时间:2014-06-1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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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组建设工作中,需要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制度要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要求,并蕴涵道德和价值,所以制度与“伦理”具有天然的联系。制度是“人类规范自己生命活动的形式”,并具有某种“正当”的规定性,由此从“人”出发,伦理性地分析制度与班组建设之间的关系。
  从制度视角认识班组建设:班组建设及活动是在中国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度”的环境中诞生的产物,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也应该是对班组建设及活动本质意义的理解与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经济利益,其实质是关于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也就是谁享有参与分配和再分配,以及确立分配方式与比例的权利问题。“上位制度”中的其他制度,都是立于经济制度之上并为经济制度服务的,而经济制度的核心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上位制度”中最根本的制度。
  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从理论意义上对劳动者来说,应该是形成劳动者“自由劳动”的基础。这是由于生产资料是“我”与“我们”的,我的劳动当然也是在为“我”与“我们”创造财富及幸福生活,形成人的“自由劳动”,所以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能。我们仍然以马恒昌1950年4月11日“在东北总工会生产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说明这一问题:
  “上级给的任务,规定两个月完成。经过本组的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要提前半个月完成。在当时我曾经参加市总工会的职工代表大会,回来后向工友们传达了代表大会的报告,并给大家传达了赵国有、赵富有等模范事迹。我说:‘咱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争取下次职工代表大会时,咱厂子也多去几名模范参加!只要我们保证质量,提前完成任务,克服一切困难,是不难成为模范的!’经我这样一动员,结果创造出来新纪录,两个月的任务,28天就完成了,并带动了全厂。完成了这两个月的任务后,又下来了两个月的任务。这时工友们都觉得上级订的计划太不实际了,工友们认为:‘工务科订的计划是调理我们,两个月的活,我们一个月就做完啦!为什么还订两个月的计划呢?’工人要求自己订计划。自己的计划订出后,情绪更加高涨,结果上级订的两个月任务,只用25天就完成了。”

班组管理制度的重要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启迪我们:中国工人创造的班组建设及活动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中国农耕文化孕育着中国人生命形态”条件下的创造;这一客观环境与主观“人”的矛盾事实,体现出中国工人的创造是一种生命直观的感性把握,而不是一种生命思辨的理性把握。然而,固化了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是需要中国人理性把握,形成制度的“德”与个人的“福”程序性地良性互动,才能使班组建设及活动在自觉于此的社会结构及机制中健康发展,否则,高涨起来的生命热情难以维持。
  从制度视角反思班组建设:制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必要,在于能调节并规范人们的利益关系,最终给人带来生活的幸福。然而,制度面对“伦理”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制度需要固化,从而使人的行为具有利益普遍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固化的制度形成模式,又限制人利益选择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特别是把制度推崇到神圣性的时候,更是以牺牲人的利益为代价。例如,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推崇到神圣地位的时候,就存在普遍性“赞扬”牺牲个人利益的现象,班组建设及活动就陷入了这个悖论。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体两面,如果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会丢失“真实”,我们仍然以马恒昌小组的事例说明问题。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档案局保管有马恒昌小组档案,起止年代为1949年至1983年,其资料显示马恒昌小组在34年零42天的时间里完成了50年8个月零4天的工作量,且近10年产品合格率都稳定在99.6%以上,并完成技术革新总计1013项。故而,人们总结并“赞扬”马恒昌小组的精神为“忘我生产,无私奉献”。
  马恒昌及马恒昌小组虽然取得了崇高的荣誉,但是马恒昌及马恒昌小组员工生活的幸福指数与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相称,正如人们“赞扬”的那样确实是“忘我生产,无私奉献”。例如马恒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30多年了,他还一直住在十几平方米下窖的平房里,家里只有一张半旧的三屉桌、两把老式的木板椅及一对带座的方用箱,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走遍全国活动的照片,贴在一本旧画报上。
  马恒昌心里不是没有想法,1981年9月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倪志福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拟想亲自登门到马恒昌家里看望,马恒昌不想让倪志福看到自己家里的窘况,当面谢绝。倪志福看到马恒昌面有难色,自然不好勉强,可他记挂这件事,在与黑龙江省委领导交谈视察情况时通报了这件事。后来黑龙江省委的同志特意登门拜访马恒昌,发现其住房已经年久失修,建议厂里重新油漆粉刷。
  实践制度的结果,应该给予人具有“权利”和“义务”一体两面的同等权重,然而在实践制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具体体现在班组建设及活动上,却是刻意了人的义务,漠视了人的权利。如果制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实践过程中权重不合理,个人实践制度的道德行为就不可能起到很大的社会作用,即使本人真诚相信和努力奉行这些道德要求,但也只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却难以使公众仿效,其结果是制度“失范”,也就是班组建设工作总结及活动“失范”。
  解决之道:20世纪西方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说:“人们也许会认为,随着近年来苏联的垮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哲学与经济学在今天已经不具有重要性了……这样的看法将会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他认为,“一套工人所有制的商业模式,或者(部分地)是通过持有股份而实现的公共所有制模式,并且,它通过选举或企业指定的管理者加以管理”,以及“一种确立了对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普遍的甚或是平均分配的财产权制度”是“富于启发且有价值的社会主义观点”。
  罗尔斯在肯定马克思从人类公平、正义及发展的另一个角度,即批判“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而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外,还涉及人对生产资料“占有”与“所有”的关系问题。“私有”财产关系的出现,“所有”与“公有”的概念也同时出现,然而“谁所有”只有通过“谁占有”才能体现,所以,在班组建设及活动中应该突出并落实参与者实际的“占有”,而不是虚拟的“所有”。(文章来源:《现代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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